金大建的第一次逃跑发生在1996年4月18日凌晨三点。过程很顺利，寒风凛冽的夜里，他穿过一片种土豆的高原，越过结冰的江面，一口气跑到了对面的山上。朋友口中的这位“远房亲戚”，住在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。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叔叔当时专门介绍朝鲜女人去中国，做(皮条客)生意。但那个时候，朝鲜人巴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走，算是一种解脱。”
到了门口，他呼哧呼哧地喊着“叔叔，我来了”。
在叔叔家住了四五天后，凑足了办丧事的钱，金大建便回家了。临走前这个人塞给了他一包方便面，悄悄说：“你老家那边有没有姐姐想过来的，带她们来吧，来了给你更多方便面。”
回家后，金大建被母亲臭骂一顿，说“你怎么能这样，一旦被发现，小心我们家全部死光”。正值青春期的他可管不了那么多，一想到在中国能吃饱，他每天都往火车站跑，只要看到饿得快晕厥的女性，就小声说“跟我去中国吧”。“当时什么女权、人权的概念，我完全不懂，只知道去了中国，就能吃上饭。”
后来，他带着三个姐姐一起逃跑了。“本来一天就可以过江的，但这几个姐姐都没有力气，走100米就不行了，倒在地上起不来。我只好去河边抓青蛙，给她们烤着吃。这样走了几天，才过了江。”
为了不被偶尔在边境地区巡逻的朝鲜边防队抓住，他们一般晚上选择住在山上，挖一个洞，顶上盖上塑料布。白天，去找当地的鲜族人要米做饭，还能讨到盐和酱料。有一次去要大米吃的时候，被朝鲜边防队发现了。好在当时一个鲜族人骑着摩托车经过，帮忙解了围。
但与此同时，当时大洞村的村长和书记也知道了。“令人感动的是，大家表示要救我们。村民还一起发起募捐活动，给我们香烟和大米。”要知道，在朝鲜香烟算得上硬通货。当时两个馒头可以换一公斤玉米，而好一点的烟相当于两个馒头。
据金明秀说，朝鲜的经济基本分为三个类别：第一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经济;第二种是针对国防的经济;第三种是特殊经济，比如支援其所在的万寿无疆研究所。“朝鲜对于最为重要的第一种经济恰恰是最不关心的，目前所有的经济重心都放在国防以及金正恩私人投入上面。”
与活不下去的脱北者相比，来自“荣耀之家”的崔松民算得上是上流阶层。由于父亲参加过“6·25战争”(即朝鲜战争)，所以家人享受优越的待遇，一家人住在咸镜北道的一栋四层楼房中。
毕业参军后，他顺利进入劳动党，还受过金日成的表彰。1976年，他参加了金日成社会主义同盟军，并与金日成单独合照。当时的活动属于朝鲜军方的1号活动，这张照片直到他脱北的时候还在客厅的墙上挂着。
但接下来的生活，让崔松民逐渐对曾经崇拜的“神”产生了质疑。
“朝鲜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，朝语(韩语)里水、火、米下面都有相同的部首。只要有这个，就意味着在朝鲜这个东西根本没有。”59岁的前朝鲜人民军干部崔松民，对“生活”一词的理解更为透彻。
从1956年开始，朝鲜一直维持着所谓的供给制度，但也有等级之分。譬如首都平壤能吃到百分百的大米；平壤周边像黄海南道到黄海北道，因为是生产米的地方，所以是五对五，一半大米一半玉米;但在咸镜北道这样的山区，就只能大米三、玉米七。
但在这套制度下，富人可以去市场上买更多的米，穷人也能把自己的大米拿去卖掉。据崔松民说，一般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玉米，然后拿去煮粥。但到了1985年左右，这样的供给制度就变得时有时无，后来慢慢变成只有节日或是领导人的生日才会分发，一些地区分到的甚至只够一两顿饭。再往后只能取决于外国的援助，这个季度援助的是玉米就给玉米，下个季度援助了面粉就给面粉。
金大建也提过，韩国一些捐助机构常常会给朝鲜二手衣服和馒头，里面夹带着圣经。“父母晚上会偷偷打开看，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黑皮的东西夹在馒头里。”
90年代崔松民开始做贸易公司，当时有四十多名员工，其中很多人的父母都在苦难行军期间去世了。出差途中，他也看到过很多人晕倒在路边或者在大桥下。但同时，街上还挂着“虽然很苦，但是大家还是笑着度过吧”的标语。
“国家宣传一直说这是因为欧美国家对我们进行制裁，加上天气不好造成了粮食危机，既然领袖都在勒紧裤带，吃不好、睡不好地陪同我们进行‘苦难行军’，大家也要一起共同度过。”
苦难行军之后，这套供给制度基本告吹。“从我所在的咸镜北道开始，国家直接表态说没有供给了，工厂自己养活自己吧。这时很多人去市场上做买卖，但基本上也赚不到钱，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。即便赚到了钱也要拿去还债啊，买木头烧火取暖啊，还有为了能继续做买卖需要贿赂官员的保护费，基本上剩不下来。”崔松民说。
潜规则之下，国家允许国民放手一搏，但如果要开公司或者做别的贸易，仍需要去国家机关盖个章，表明“你是我的所属”。按照要求，公司盈利的收入七成要交给国家，剩下的三成用于运营、员工工资等。
崔松民以前做过运输业，但是朝鲜既没路也没油，在运输前得先把道路给开通了。如果想开澡堂，但国家没煤碳，想做生意的人得提前买煤烧水。
不管在任何城市经商，要先到在平壤的总公司去登记，一般到了之后得先贿赂总公司的人，要双方达成协议之后，再决定能不能开分公司。“我做过金矿、原油、棉花生意，也做过运输业，还在中国卖过矿泉水。但其实最后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大部分收益都上交给国家或者行贿去了。”
想做海外生意，一般也得符合三种情况：武器、矿产以及土特产，如松茸之类。崔松民所在的公司由于经营过饭店、建设公司和皮包加工厂，所以曾被外派去过中国。但一般能出去做生意同样有几个必备条件：必须属于核心阶层，父母有一方是干部，全家政治清白没有案底，如果是女性还要貌美。“此外，但凡海外有亲戚的一律不让出去。”
2000年以后，朝鲜对经济的控制日趋严格。当时咸镜北道的很多工厂都关闭了，国家也不再提供粮食补助。当时普通人的月收入只有200朝元，而一公斤大米就要50-60朝元。“一大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，根本吃不饱，大家没办法只能偷偷跑去做买卖。”
崔松民所在之处是咸镜北道最早停止粮食供应的地区，一些人为了生存下来，开始偷偷跟中国进行贸易走私——自己借钱去中国进口东西来卖，再把本金还回去。国家无法顾及人民，反而被迫打开了窗口，游走在灰色领域的市场活动也越加多样。“以前老百姓做生意就认为是资本主义，现在上面允许了，所以生活条件反而好点了。”
2007年由于到中国做贸易，生活了一个多月，促成了崔松民后来的脱北。
“朝鲜一直宣称自己是最好的国家，电视上播的都是国内幸福生活和非洲人民活得很辛苦的画面。”崔松民激动地用手比划着说，“但我去中国一看，发现完全不是这样，感到特别愤怒。”
不像金大建在少年时期突然诀别苦难生活时那般震惊，他的感受来得有层次感且丰富。“总的来说，中国有三样东西让我很羡慕，第一是灯，第二是大米，第三是水。”
“最让人震惊的是，中国酒店的卫生间里同时有冷水和热水，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好像梦中的东西全都实现了。”崔松民说。
“现在朝鲜商品90%都是从中国进口的，朝鲜2500万人实际上都是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受众群体。”金明秀说，“如果把这种市场强制终止，朝鲜人就连衣服都穿不上，牙都刷不了。”
金大建的高中同学郑友民几年后也成功脱北，在市场上做过生意的他提到，新的脱北者中，年轻人的变化较大——很多人喜欢吸毒，“大麻、冰毒，都是朝鲜自己生产的，他们偷偷拿点出来。相比其他国家，朝鲜的毒品也很便宜，少吃几顿饭就能买到”。